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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土地改革,复旦土改工作队员日记60多年后终曝光

2019-08-05 点击: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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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和追求复旦土地改革小组成员

文/杨承旭

发表于2011.7.29,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49年秋,我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我是第一批在新中国接受过培训的大学生。

1951年秋天学校开学后不久,我和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参加了闽北的和平土地改革,历时两个月零两天。那时,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经历。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理清我的土地改革日记。今天,60多年后,我终于有勇气完成这项工作。

去五河

1951年9月15日,华东军区教育厅指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七所高中组织各学校和法学院的师生参与土地改革,并确认复旦大学参加了渭北地区。土地改革。

9月19日,复旦大学学校委员会宣布,复旦大学文理学院的学生已经停课并准备参与土地改革。 9月22日,学校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渭北土地改革工作大队的教授和学生名单,并决定历史系教授周宇通为该队队长,党支部书记。旅,经济部教授余开祥担任副队长。该工作队共有600多人,并且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三。

1951年10月7日晚,我们乘坐火车离开上海到沪宁线。乘坐巴士到南京下关站,转乘津浦线火车,到达临淮山口。这个地方属于闽北凤阳。复旦大学土地改革专责小组的任务是在五河和灵璧两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差不多晚上,五河县人民政府派我们18艘大型帆船停靠在淮河两岸。来自外语系的60多名学生乘坐两艘大型帆船,当晚悄然驶向五河县。第二天早上他们到达五河城关镇附近的淮河船。五河县近千人戴着鼓,跳舞,唱歌,鞭炮迎接我们。

当时,五河县集中了五个土改工作队:县委600多人,农村工作组400多人,浙江大学土改小组150多人,北京土地改革队60多人,复旦人635人。大学土地改革大队。

在五河县,我们研究了20天。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形势和全国,华东,闽北的土地改革政策,土地改革队员代码的制定,以及与苏北土地改革联合工作组的形成球队。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50年6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封地剥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实施农民土地所有权: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这项新的土地改革法改变了过去为富农征收剩余土地的政策,以保护富裕的农民经济,保护农民。中农和中小土地租户。会议还证实,从1950年冬天开始,国家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两年半到三年。

1950年冬天,在310万人的新解放时期,土地改革分批进行。由于1950年河北北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土地改革比其他地区推迟了一年,以集中在淮河流域。

五河县的土地改革始于1951年7月15日,整个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复旦大学土地改革队参与了五河县无锡区的土地改革。

10月17日下午,复旦大学土地改革队和苏北土地改革队组成了一支由10个工作小组组成的团队。每个工作组有25人,包括一名领导和一名副领导。每个小组管理一个乡镇,一个乡镇有八十九个村庄,两到四个土地改革负责一个村庄。

10月27日,工作组开始下乡。我们的团队乘船并带走了牛车。花了18英里到达凤凰乡。

凤凰乡一位年轻的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向我们介绍了凤凰乡的情况。全乡有9个村,737户,3,659人,0至8点土地。她还逐一介绍了每个村的村长,说一些村长积极工作,有群众的声望,有的工作是平均的。我要去的薛集村是第九个村庄。李辉的介绍是:“没有村长,显然房东是两个。该村分为两派,没有统一。曾经有很多土匪。“

10月28日,乡党委会在安洛村举行。 29日,所有村民小组干部的扩大会议定于清晨举行,但与会者没有来。在我去农村之前,我听说农村会议没有准时,我今天真的意识到了。我不安分,苏北土地改革的成员坐在钓鱼台,说你不急,等等!会议直到上午10:30才开始,直到下午5:30才结束。

会议结束后,土地改革小组前往每个村庄。

学基村土地改革

我负责的徐瑞华和薛立勋距离安洛村有五六英里。当我们到达学基村时,天黑了,烧了一锅饭,用盐豆做饭,感觉并不好。

晚饭后,已经八点多了,乡村会议立即召开。只有一半的游客来了,似乎有点无精打采。在会上,村里的党员薛连智首先谈到了土改政策,其次是苏北土地改革队成员徐瑞华。

学基村有453人,99户。有三个自然村连在一起。村子的西边是马姓;东方大多是薛星,人数多,政局十分复杂;村中间是赵家,更加诚实温和,一般来说,大多是一所中学;曹和王。

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宣传和动员的阶段。在乡镇举行了各种会议,如党组织,干部,民兵,妇女,贫困农民,村民和农民代表。目的只不过是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因素逐渐被发现和培育,成为参与和领导土地改革的核心要素。

通常,在乡镇举行各种会议,徐瑞华主要参与。他对我大吼大叫,发现村里有更多的人说话,走到门口,听取了农民对土地改革的看法。

房东如何压迫你并剥削你?你有什么遭受的?你认为谁是我们的房东?我第一次见到一位老农,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他看到我手里还拿着一本小书,我走了几句话。我站着不动,不知道如何变得善良。慢慢地,我发现我必须从聊天开始,然后我可以提出我想知道的问题。

我们在11月1日上午和11月3日上午由徐瑞华主持召开了两个老农民协会。他让我写下每个人都反映的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准备材料。

在研讨会上,我们经常提出一些问题,以激励每个人深入讨论。有一次徐瑞华问道,我们为什么贫穷,农民贫穷,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天生就是穷人,还是我们不工作?老农民几乎齐声说,“贫穷生在哪里?”我们哪一个家庭不勤奋?但我们为地主工作,或租用土地给地主种植庄稼。最后,我们没有太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掠夺地主。

在这些会议上,还听到了各种反应。当时,这是收获馒头的季节。一些农民说,当他们听说他们开车太多时,他们会有罪。谁打算做农活?有人说,不要“坐飞机,吹喇叭,想高,大声说话”,真的有美好的事吗?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意识到现实与我听到的报告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至少它不是那么有力。农民似乎没有《白毛女》中的地主那么顽固。在大多数农民眼中,总的趋势是固定的,你不是在和房东打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土地改革上呢?一个贫穷的农民告诉我,这片土地很穷,即使是地主,也分为几亩土地,但很难种植一个好农场。种植好土地很困难。支付农业税绝对不够。最终,它将接受政府的救济,或者走出去逃避。我联系过一些农民,实际上并不少。

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于11月12日开始,并于23日结束。这个阶段主要是划分班级。

更高层次要求明确地指出地主与富农之间的边界,富农,富农与中农之间的分界线,以及中农与贫农之间的分界线。在解释如何划分班级时,要善于使用启发式和问答式。首先计划地主,然后吸引富农;首先画出明显而不复杂的。

经过十多天的会议讨论,会议将讨论,谁是薛家村99户和453人的组成,逐渐变得更加清晰。最初有三个房东。

第一个是吴华新,曾经拥有超过200英亩的土地,占地超过150英亩。当假的很长。我不工作,我雇用长期工人,我放下债务。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这个地方是一个锯切区域。他反对降低租金和降低利率,他也回到了反击中。目前,土地全部租用但不租用。

第二个是薛硕宇,拥有120多亩土地。大部分土地是在1930年后购买的。他的父亲是老师,我是医生。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家搬到了喧嚣的地方。我不是为自己工作,我的女性家庭的工作,我曾经雇用两名长期工人,现在我把它们全部租给大田村的一间农舍。

第三是马凯文。曾经有超过100亩的土地。在抗日战争八年和过去三年的土地出让中,现在只有一半。他曾担任共产党领导,并担任过伪担保人。他在反对霸权的八年斗争中与他作战,然后逃离。

这三个地主不大,也不在家乡。我去了薛硕的家看看。他家里没有庄园或院子,只有一间客厅和四五间卧室。起居室约30平方米。没有家具。现在它是一堆粮食的地方。那里堆着三四百磅的绿豆。他本人不在村里,只留下他的亲戚。

一些农民要求房东回来打架。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向上级部门报告并要求返回吴华新接受人民的审判。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批准,我们只能找到五华在村里的新家伙留下的经纪人。

当时,对房东有明确的政策。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也为房东进行了练习。每个人都讨论了如何战斗和战斗到什么程度。土地改革队和村干部还将帮助受害者准备投诉,防止地主在斗争中遭到殴打,束缚和伪装。

这次房东会议比较温和,农民们主要说他们遭受了房东的欺凌。一些贫困农民正在哭泣,大多数农民和租户声音不大,很少听到他们的抱怨。

最后,举行了乡镇干部会议,邀请农民代表参加班级分组报告。经区政府审查批准,召开了包括地主和富农在内的乡镇会议,宣布没收了由农民协会实施的房东财产。

住在我家门口的家庭被归类为富裕的中农。这个家庭的儿子是十五六岁。他很帅,喜欢读书,而且他非常羡慕大学生。他经常来找我聊天。他说,土地改革小组下台,组织每个人学习。在他父亲学习之后,他认为他的家人会判断富裕的中农。这个“富农农民”离富农和地主不远,让他感到尴尬。 “我父亲是这方面的劳动专家。如果他变富,他会成为地主和富农吗?”我记得当时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还有一件事要做,即对村民的历史进行一般性调查,看看是否有任何犯罪行为。这主要是以会议和个人对话的形式完成的。

根据当时的工作日记,了解情况:薛连生的历史不明确;马开举和薛长景曾是傀儡军和国民党军;薛景秋是一名士兵,经过短暂的休息,他曾经是一名强盗和小偷。马凯祥是一个强盗并被抢劫;马永福,马家来,马凯婷是匪徒;马凯龙是个小偷。当然,这只是人民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

第三阶段于11月24日开始,于12月5日结束,主要是没收,收集和分发。

土地改革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没有土地或土地较少的农民,但采取不同的对待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政策。

因为这个地方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被日本占领,有时是抗日根据地,有时是国民党占领区,有时是解放区土地占有变化很大,所以没有带来土地的确切情况。小困难。一些地主在反霸,减租和减息之后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反击,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反击。这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政策。最关键的一点是房东是否有谋杀案。如果有谋杀案,则需另行批准并获得强制性证明。流亡的非法房东只能在上级批准后才能被捕。

对于一般的房东,土地按人均村庄分配。对于富农来说,他们租来的土地应该通过协商征收。征收和征收土地和财产的分配草案应在乡镇农民代表大会上制定和讨论,由国会通过作为最终决定。

土地测量和划界是下一步。大多数户主都是男性。他们要离开家去参加治理淮河的工作。在离开之前,每个家庭都在做这项工作。

这些天天气温和,有时会有阵风。我和村干部一起看着人们测量土地。他们使用像指南针一样的尺子,木制,近一个人身高。由于土地不是方形和整洁,有时我们必须讨论会计区域有多大。此外,还邀请了一些有经验的农民来确定土地的肥力,与水源的距离等。

第四阶段是颁发土地证书。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起草土地合同,填写申请表,签发新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并插入分界线。

土地分配工作完成后,进入审查阶段。全县组织了200多个土地改革审查小组,对农村进行深入审查。

在我看来,以薛继存为例,我们对这个地方并不熟悉,当地的干部仍在掌管。很难发现干部是否在伪造公共和私人利益。在农村,家族的概念仍然很强烈。有些矛盾是私下解决的,你几乎不知道内幕。

五河县土地改革后,业主平均占地面积从18.8亩减少到4.84亩;富农平均占地面积从12.07亩减少到9.7亩;中农占用的平均土地从6.1亩增加到6.6亩;贫困和就业农民的平均土地面积从1.5亩增加到4.65亩。

五河县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后,我们再次转向灵璧县。直到1952年1月22日,我们乘直达列车返回上海。

返回五河县

2014年4月20日,经过63年,我回到了五河县,希望能找到过去的痕迹。我在1951年才21岁,今年我才84岁。

街道温莎街将根据原貌进行修复,青石板仍将铺设。道路两旁的商店将与过去相同。

我们沿着淮河开车到凤凰乡。凤凰乡作为一个乡镇的建立早已不复存在,现已成为小屯镇的凤凰村。小燕镇党委书记白洛阳努力寻找三四个老人。田光禄和田光峰兄弟告诉我,我在他们家里,邀请我去他们家。那时,学基村的砖房很少。今天,当我到达田家时,我看到了一座砖房。他们告诉我,五河县现在很难看到泥泞的农民房屋。

小燕镇还帮我找到了凤凰乡的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她非常擅长说话和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她已经87岁了,几天前摔倒了,无法动弹。在她家,她向我伸出手。我们几乎一共说过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想不出今天开会。我拿出了我的土地改革日记,转向记录她对凤凰乡的介绍的两页并将其读给她。听了之后,她非常情绪化,并说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五河县是我年轻时在乡下度过最长时间的地方。我经常想念这里的发展。 1989年8月,当我被命令去奥地利时,我带着外交部的一个大使代表团去了五河县。那时,我看到农民的生活仍然非常贫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五河县。我沿途看到的农舍更整洁。似乎五河县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在县城看到了一个新的住宅区。我还是有些疑惑。谁能买得起这些新房?

在县里买房子。

当我离开时,我告诉我在五河县的朋友,我一直在关注国际问题。近年来,许多国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产品竞争力在下降,中国面临新的挑战。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这次在五河县,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现代企业为农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进入该县。

我不知道富裕的中农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不幸的是,这次我没有见到他。那年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很久就能回答他:如果依靠劳动力,靠自己的能力慢慢致富,鼓励和支持国家政策是件好事。

(作者是奥地利大使和外交部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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